北宋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
北宋社会发展虽长期受到边境战争的制约，但还算相对长治久安。国家安定促进了经济繁荣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，城市人口膨胀，城市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逐渐扩张，这些蓬勃发展的产业为居民提供了从业机会与收入来源，也兴旺了北宋城市的商品经济。北宋的官吏阶层及其家庭，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构成之一。北宋官员的“月俸”包括货币、粮食、绢、薪、蒿、炭、盐、茶、纸等物品。“奉录自宰臣而下至岳渎庙令，凡四十一等。”其中货币收入，最高的“宰相，枢密使，月三百千”，最低的吏大约每月货币收入为500钱。其中有三百千、二百千、百二十千、九十千、八十千、六十千、五十五千、四十五千、三十五千、三十千、二十九千、二十千、十八千、十七千、十五千、十四千、十三千、十二千、十千、八千、五千、三千、二千、一千五百、一千、七百、五百等级别，譬如：“河南府河南、洛阳县令，三十千。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，二十千；簿、尉，十二千。七千户已上令，十八千；簿、尉，十千。五千户已上令，十五千；簿、尉，八千。三千户已上令，十二千；簿、尉，七千。不满三千户令，十千；簿、尉，六千。”（《宋史－职官－奉禄制上）
对于县级以下的官吏来讲，月俸9000～3000钱便属收入微薄之列，假如家庭人口较多，那么必须“兼农商之利”才能养家糊口，即家中必须有其他的劳动者，从事“农商”等职业以添补生活开。王安石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说：“方今制禄，大抵皆薄。自非朝廷侍从之列，食口稍众，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。其下州县之吏，一月所得，多者钱八九千，少者四五千，以守选、待除、守阙通之，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，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，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。”苏洵老年时，曾上书韩丞相“乞一官职”。“跑官要官”目的是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养活家庭，他说：“洵年老无聊，家产破坏，欲从相公乞一官职。……复有求于相公者，实以家贫无赀，得六七千钱，诚不足以赡养，又况忍穷耐老，望而未可得邪。”（《上韩丞相书》）可以看出，如果城市家庭每月有7000～6000钱收入，虽然不算富裕，但这样的家庭就能够维持大致的生活消费了。役夫收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。《宋史－食货－布帛和籴漕运》记载了元丰四年役夫的收入水平，如均州、邓州三万人，为鄜州、延州运输军用物质，“日米钱三十、柴菜钱十文，并先并给”；而陕西都转运司从“诸州差雇车乘人夫”，“人日米二升、钱五十”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卷三百四十三）云：元丰七年，“诏：鄜延、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，许和雇人，日钱百、米二升，禁军愿就雇者听。”大致是，每个劳役每月可收入1500～3000钱，米60升左右。但是，有些参与特殊工程项目的役夫，工价较高。譬如元祐元年，苏辙在奏章中说：“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，因此汴水浅涩，沮隔官私舟船。……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，一月之费，计二百四十万贯，而汴水浑浊，易得填淤，明年又须开淘，民间岁岁不免此费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七十）可见，当米价较低时（如斗米80钱以下），每夫日雇200钱比每日100钱、2升米，其收益显得要高一些。
医生也是城市居民中收入比较稳定的群体。王安石在《处士征君墓表》中称赞一个姓杜的医生，会写诗词文章，行医则“无贫富贵贱，请之辄往。与之财，非义辄谢而不受”。杜医生在自己的寓所为人看病，“日得百数十钱则止，不更筮也”。看来杜医生非常讲医德，不愿多收钱，甚至减免穷人的钱，如果愿意多看病，收入本可多一些，每月收入在6000～100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。
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，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，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。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。北宋的首都东京（汴梁）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人口最多、经济最繁荣的都市，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。孟元老自崇宁二年（1103）至建炎元年（1127）北宋覆亡，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，他在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的《序》中描绘东京说：“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，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”，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棱户珠帘，雕车竞争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”，“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疱厨”。苏轼亦曾指出：“夫京兆府，天下之所观望而化，王政之所由始也。四方之冲，两河之交，舟车商贾之所聚，金玉锦绣之所积，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。富贵之所移，货利之所眩，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。”（《苏轼集－策别十七首（之四）》）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，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，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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